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的毛泽东

序言：

”毛泽东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

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

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一语勘破了事物的发展规律。

不论何事何物，其发展必定都是曲折的，没有曲折就没有进步，没有曲折就没有发展，革命事业的发展是如此，毛主席本人的成长历程更是如此。

01

孙中山先生曾提过，任何革命活动中，都有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之分，而首义党员也就是革命领袖，最能反映一个革命团体的品质，也决定了追随者的多寡。

在一个政治集团中，即便所有成员都是龙，只要无首，便很难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并且这个“龙首”不能自封，也不能靠提拔，只能在能力品性支撑下冒出来。

共产国际提拔王明当中共领导，王明又提拔博古、李德当临时中央领导，这样强行提拔上来的领袖，有能力还好，如果没有能力，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张国焘能力出众，在鄂豫皖根据地也树立了威望，可他无组织无纪律，看到红四军比中央红军力量大，就想另立中央，自封领导人，跟中央政治局对着干，党性、组织观念太差，最后大权旁落后一时想不开还叛党了，老部下也都远离他，成了孤家寡人。

反观毛教员，从第三次反围剿后就被打压，后面博古和中央政治局来了中央苏区后，更是处处受排挤，手里的权力是越来越小，被迫多次“养病”，搞到最后，连军事指挥权都没了，每次开会一帮人都反对他，批评他。

这给毛教员气得。

就算这样，毛教员也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委屈而违反组织纪律，高下立判。

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人人都知道后来的毛主席放光芒，可又有多少人关心过那个因坚持真理而被众人孤立的毛泽东呢？

坚持真理是很不容易的，被所有人孤立还坚持真理，就更不容易了。

02

朱毛红军在江西扎根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的地位很高，手握军政大权，但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地位并不是很高，还没有进入中央领导层。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毛泽东任总政委。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意气风发，干劲十足，锐意进取，却不知在上海有一股暗流正在汇聚，而在不远的将来，这股暗流将会直向毛泽东扑去。

这里有一个大背景要交代一下，当时的中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下面的分支，独立自主性很差，组织还很不成熟。

早期的中共内部，具有一定领导地位的党员，要么有苏联或者海外留学背景，要么无条件信任共产国际对远东局言听计从，唯独毛泽东是个例外。

张闻天、王明这些人都是在国外先学理论，然后再照搬书本上的知识去应付实际，而毛泽东不是这样，他一直在国内搞调查，一边调查一边学习理论知识。

成长环境不同，获取知识的渠道不同，角度不同，这就导致毛泽东和其他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从一开始，便注定了毛泽东的道路是曲折和孤独的。

1931年初，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干扰下，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成为领导人。

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在上海，所以早期中共很多重要决定的背后都有远东局的影子，甚至是直接受控于远东局的。

王明成为领导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央要摒弃防御路线，开始贯彻执行进攻路线了。

我一直认为研究党史要实事求是，读史的人可以用上帝视角去分析去理解历史事件，却不能因为有了上帝视角，就忽视了时情。

我们现在看王明的“进攻路线”很不明智，执行这一错误路线也给组织造成了很大损失，但在当时的党内，很多人都支持进攻路线，都对城市道路坚信不疑，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很多领导人，都认为要打大城市，要先实现一省解放，随后谋求全国解放。

只有毛泽东是个例外，只有毛泽东坚持农村路线，坚持防御路线。没有人理解他，所有人都认为毛泽东的路走错了。

所以王明上台后，毛泽东作为防御路线的代表人，自然而然就被针对了，这并不是有意打击毛泽东，这是道路之争。

1931年初，项英在王明的指示下，来到中央苏区接管大权。

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

03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在真理被大多数人认可之前，少数人始终是少数人。

毛泽东坚持农村路线是有其深刻道理的。

苏联的城市路线能成功，跟苏联的国情有很大关系，当时的苏联工业发达，工人阶级有很大的力量，而中国却是农业国家，工人力量远没有农民的力量大，两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国情迥异。

1930年前后，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详细阐释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依据即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篇篇都是雄文。

可在1930年前后，毛泽东的影响力能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相比吗？毛泽东写的文章能和苏联的教科书比个高低吗？

自然是比不了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究竟是走城市道路还是走农村道路？根本不用怀疑，无脑选城市道路就完事了，因为苏联就矗立在那。

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和革命政策是经过检验的。你说中国的革命战士是愿意走成功的道路，还是愿意相信毛泽东？

送分题。

项英是第二次反围剿时期到达中央苏区的，可第三次反围剿来的太快，项英还没来得及调整中央苏区的权力结构，战斗就开始了，没办法，只能继续让毛泽东领导红一军。

1931年8月份，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谢氏宗祠召开了著名的赣南会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是中央代表团成员，毛泽东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赣南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并将毛泽东的代理书记被取消了，红一军总政委的职位也被取消了，王明“左”的路线在中央苏区占据上风。

赣南会议后不久，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并成为中央苏区领导人，周恩来虽然也是进攻路线的支持者，但他对毛泽东本人并没有什么意见，并且也很认可毛的工作和能力，很多事情，周都愿意先听听毛的意见。

周恩来来了中央苏区后，缓和了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紧张关系。

不得不说，周总理在党的很多关键时刻，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理就像一个粘合剂，将众人紧紧团结在一起。

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很被动了，可谓处处受限，军事指挥权逐渐被削弱。

04

赣南会议后，中央苏区确立了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

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群众基本很牢固，军事指挥权虽被减弱了，可还有一定影响力。

中央一致决定要进攻大城市，就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可在打的过程中，人们又发现毛泽东的一些军事建议是真的有道理。

赣南会议后的毛泽东是很痛苦的，他清楚地知道进攻路线会给红军造成惨重伤亡，也明白这个时候的红军不能打大城市，可所有人都反对他，不仅反对他， 还批评他。

一边被人抵制，一边还要忍着痛苦想办法出主意，让红军少受损失。

如果不是对革命忠诚，对党忠诚，毛泽东早撂挑子不干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中央苏区下决心要打大城市，可谓是雄心壮志，非打下一座两座不可，结果打着打着，就发现伤亡太大，红军陷入困境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愿意听毛泽东的意见了，结果一听就被带偏了，进攻成了防御，攻城成了围点打援，前进成了迂回后撤。

前线的同志，都明白毛泽东说的对，可后方领导看到的却是部队又后撤了，进攻路线又变成了防御路线。

毛泽东在前线出谋划策，后方的命令贯彻不下去。

双方就这样拉锯着，一直到1932年10月，中央一看不能再这样搞了，一定要坚决贯彻进攻路线，不能这样拉锯了，要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解决这个问题的会议就是宁都会议。

事情解决不掉，就直接解决人。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就没军事指挥权了，被弄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05

1932年12月，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了，一开始红军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可按这个思路一开打，红军立马就出现了大量伤亡，在前线的周恩来和朱德一看不能这样干了，干脆就不听中央局的指挥了，坚持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术，最后反败为大胜。

第四次反围剿是一场大胜利，消灭了不少敌人，缴获了很多战利品。

这个时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了躲避风险，要来中央苏区避险。

结果博古路过福建的时候，遇到了打游击战的罗明，而罗明这个福建省委书记之所以打游击战，是因为他在疗养院修养时遇到了被排挤的毛泽东，两个人在疗养院聊了很多。

罗明也不清楚当时中央的形势，就说漏了嘴，在博古面前夸赞毛泽东。

这一下就坏事了，博古到达苏区中央后，立马就搞出了一个“罗明路线”的大帽子，先在福建处理了一大批干部，然后又在中央苏区打压了不少“毛派分子”，毛泽覃、邓小平、谢伟俊、古柏都挨整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毛泽东被彻底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老蒋这个人还是很厉害的，一个比一个横的军阀都被老蒋收拾的服帖，三大北洋军阀联起手来也没有斗得过老蒋，论能力和手段，老蒋绝对是上上之选，只不过毛教员比他还厉害两个档次，一对比这才显得老蒋有点“无能”。

06

前四次都失败后，吸取了足够教训的老蒋，在第五次围剿时调集了100万大军，出动200多架飞机，还将战略战术来了一次全面大升级。

红军团结农民，老蒋就团结富农地主，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指导思想，搞出了保甲制度、连坐法等政策，在宣传上抹黑红军，加强特务活动，用血腥镇压和威逼利诱等手段，侵蚀红军的群众基础。

在军事上，则采用持久战和堡垒战相结合的方式，以守为攻，趁机进剿，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在苏区周围广筑碉堡。

具体点就是，每天就推进四五十里，稳扎稳打，为了防止红军在夜里偷袭，老蒋命令部队下午三点之前就安营扎寨，建造防御工事，第二天先头部队继续推进，后续部队接管防御工事。当时国军在构建防御工事方面还是很厉害的，不仅速度快，防御强度还高。

这样的国军简直稳如老狗，不给一点机会。

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策略失误，但国军的战术也是重要一环。

总之，中央苏区面对第五次反“围剿”时，压力很大，胜算很小，到了第五次反围剿这个节骨眼上，不管谁指挥，红军都很难突围。

首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就该趁机休养回复元气了，当时毛教员建议红军要抓紧时间发展根据地，加强政治工作，整训部队迎接敌人的下一次进攻，结果博古等人根本不听，将时间都用来开会整人了。

其次，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完善了战术，而我们却采取了错误的军事策略，一来一去，我们的胜算就很低了。

07

100万大军，兵分四路，北路是主攻方向，南路主要任务就是围堵，占据各大据点和通道，将红军的退路堵死，东西两路就疯狂修堡垒，配合北路军夹击红军。

一面堵死，三面不断推进，此外还有200架飞机在空中配合行动，老蒋这套战术就如同一个倒扣的碗，一下就给红军扣进去了，而且这个碗还在不断的收缩，可想而知当时中央红军的处境究竟有多难。

那当时的红军是如何应对的呢？

博古和项英提出要兵分两路，一路跟北面的敌人死磕，一路向东入福建作战。周恩来和朱德不同意，说我们的兵力本来就不如敌人，分兵不合适，我们应该集中所有兵力进攻敌人的北路军。

博古不同意，坚持兵分两路，让彭德怀带着东方军去福建作战。

这个时候的国军还在疯狂修堡垒，根本没有管红军的动作。

1933年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北路军，找到机会，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迅速向黎川发起进攻。

黎川是根据地的北大门，负责防守黎川的是肖劲光。国军打到黎川时，听从中央指挥的肖劲光把部队派出去突围去了，整个黎川就几百人地方武装部队。

博古给肖劲光发电报，让他死守守黎川，寸步不能让。

肖劲光看着手里70多人的教导队和三百地方武装部队，再看看城外敌军的三个师，明智的撤退了。

11月份的时候，因为这事，李德要枪毙肖劲光，还好被毛教员和王稼祥拦住了，最后肖劲光被判了五年监禁，开除党籍，但在一个月后他又被毛教员捞出来了。

北大门黎川失守，博古又将派往福建作战的东方军调了回来去抢黎川。

总之，整个10月，红军基本都在打败仗，虽说也歼灭了部分敌人，但是自己的损失也很大。

08

11月20日，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老蒋为了平叛，从北路军调动了11个师去福建作战，暂缓了推进计划。

对于红军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而且这也可能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反败为胜的机会。

当时毛教员就提议，我们应该集中兵力和19路军一起从福建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趁机带着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然后在广大的无堡垒区的长江下游地区纵横。

这样不仅化战略被动为主动，还进入了敌人的核心区域，将对敌人造成极大压力。

可见第五次反围剿时“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战略思想便已经有了雏形。

结果毛的意见遭到了一致反对，放弃经营已久的根据地，将红军主力调入长江下游地区，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其实也不能怪其他人不接受毛的意见。

毛的指挥思想实在太灵活了，他最看重敌我“有生力量”变化，不按套路出牌，不受限于一城一地之失，这样的思想高度一般人真跟不上，不仅敌人跟不上，自己人也跟不上。

毛想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要支持19路军，但其他人都想把19路军当成一个靶子，想让19路军和老蒋打个两败俱伤最好，而红军应该趁此机会，进攻距福建最远的西边。

中央局很多同志都是这个意见。

要知道，东西两面可都是难啃的堡垒群啊，红军哪来这么大的底气，敢去打攻坚战？

这个问题很关键。

毛教员之所以跟很多人都有分歧，就是因为他们对红军的实力认知不一样。

毛认为红军还很弱小，跟敌军实力有巨大悬殊，所以不能硬碰硬，要打游击战，要诱敌深入打歼灭战，而且打仗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发展根据地，加强政治经济工作，组织群众，发展红军。

在毛看来，实力弱小的红军如果跟敌军打个平手，就是败仗，打赢了敌人如果没有收获，也是败仗，要打就打歼灭战，不然没意义。

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很多人都膨胀了，认为红军的实力已经很强了，有实力有底气和老蒋掰手腕了，一心要去打大城市，打攻坚战。

如果对自身认识不足，看轻了敌人看重了自己，就会犯错。

09

攻打西边堡垒群的结果就是，全部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红军伤亡惨重。

事实证明红军的攻坚能力不足，根本不能跟敌军硬碰硬，但这个时候的博古和李德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他们认为不是红军实力不足，是因为战术有问题，所以才没打下堡垒。

1934年1月，老蒋将火力调到福建打19路军，没时间执行推进计划，北路军也由进攻转为防御，这给了中央红军一些喘息时间。

中央局便利用这段时间开了两次会，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两次大会都没有反思总结教训。

那这两次大会都在干什么？

首先，六届五中全会的筹备工作罕见的没有让周恩来参加，为什么呢？

因为博古、李德等人达成了一致意见，选出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毛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则成了张闻天。

都是主席，那这两个主席有啥区别呢？

首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最高政权机关，毛是这个最高政权机关的主席，看似权力很大。

但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还有一个行政机关，也就是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才是具体管全国政务的机关。

看明白了吧，一个是虚职，一个是实权，以前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教员担任的。

宁都会议上没了军事指挥权，六届五中会议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没了政府实权。其实博古等人让张闻天当这个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有压毛的意图，也有将张闻天挤出核心领导层的意思，这是后面延安整风时，张闻天自己说的。

在军事方面，李德等人还在会上确立了新战术“短促突击”。

这个战术总结起来就是堡垒对堡垒，敌人修堡垒，我们也对着修堡垒，然后趁着敌人修堡垒的间隙，突袭敌人，所以叫短促突击。

前线军官给这个新战术起了一个贴切的名字：肉包子打狗。

毛教员形象称之为“乞丐们和老龙王比宝”。

敌人修堡垒，后面有无穷无尽的补给，地上有大炮掩护，天上有飞机巡视，那红军凭什么修堡垒？

李德和博古的无知让红军付出了惨痛代价。

第五次反围剿，这个新战术葬送了大量红军战士的宝贵生命，唉，当时的前线军官，都是含着泪执行这个命令。

刚修完的堡垒，敌人飞机一轮轰炸就把我们炸掉了，很多战士都牺牲在了轰炸袭击中，向敌军堡垒冲击时，敌人一轮机枪扫射，又倒下一排。

这不是打仗，这是送死。

10

4月上旬，老蒋收拾完福建的残局，终于把大部队又重新调回了北路军，开始对根据地发起了猛攻。

10日开始，国军7个师又1个炮兵旅，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

在国军的重火力轰炸下，我们的堡垒就跟脆弱的玩具一样，立马就成了废墟。

广昌对于根据地来说，实在太重要了，黎川是根据地北面第一道门，而广昌就是根据地北面最后一道门，万不可失。

为了保住广昌，李德和博古亲自到前线指挥，但他们只会让前线的战士死守，反击，死守，反击。

前线指挥官彭德怀大骂李德是“图上作业家”。

那这个时候毛教员到哪去了呢？

前面说了，博古和李德等人想尽办法将毛的声音按下去了，在中央说不上话的毛教员就去南边搞调查去了。

你说怪不怪，毛教员到哪，哪就打胜仗。

毛到了南边后，就跟南方根据地的领导人们谈了谈，互相交流了意见。不怕你反对我，就怕你不跟我交流，跟毛教员有深度交流的人，无不信服他。

所以毛教员在南边调查的时候，就顺带指导了一下部队的工作，南面的部队执行了毛教员的思路后，又打了几场胜仗，而且都是那种缴获很多的胜仗。

结果南边刚打胜仗，部分将领就被扣上“罗明路线”的帽子，被调走了。

南边的胜利影响不了大局。

在北方主战场，国军和红军围绕广昌展开了激烈斗争。

1934年5-7月，红军又尝试了两个月，不仅毫无突围头绪，东面和南面还被进一步挤压了，而国军也在加紧巩固战果，谋划总攻。

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就已经决定转移了，但是到底往哪里转，还需要进一步试探。

红七兵团是第一支探路的部队，方向是敌占区，明面上的旗号是北上抗日，主要目的是调动敌军顺带探路。

红七兵团失败后，李德跟博古就想让红六兵团往贵州方向探探路，去找红二兵团，但毛教员认为敌军在通往贵州的路上布置了重兵，突围难度太大，应该去湖南，那里敌人少。

李德反对。

最后中和了一下意见，萧克、王震和任弼时带着东拼西凑出来的红六兵团先去湖南，然后寻找机会和红二兵团汇合。

为了保密，红六兵团很多将领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撤离，为什么要西征，就连萧克都不知道具体情况，整个红六兵团出发西征时可能只有任弼时是知情者，可想而知保密等级有多高。

这支部队是七月底出发的，算是长征先遣队，说得不好听就是中央主力的“替死鬼”，是很悲壮的，他们的任务很重也很隐秘，一路上打了很多场硬仗，要不是萧克和王震的军事指挥能力足够高，再加上一点运气，结果就不好说了。

任弼时后来回忆说“是不可免的”，而他跟随部队出发时也做好了牺牲的心理准备，整个第五次反围剿的主题色都是悲壮，这就是长征。

七月上旬，老蒋命令部队兵分六路，对根据地发起总攻。

李德根本没啥军事指挥经验，一看六个方向都有敌人，他也命令部队兵分六路抵抗。

结果一路都没挡住。

到了八月底，广昌驿前镇被攻破，福建也彻底丢了，北面和东面都失守，中央红军必须得走了。

11

整个九月都在做转移的准备工作，收拾东西、整理物资，善后、征兵等。

待在中央既说不上话还难受的毛教员，不想闲着，决定做点实事，九月上旬毛教员主动要求到江西东部的于都调查，收集数据，整理资料。

也就在这段时期，毛教员得了恶性疟疾，病得非常重，经过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的精心治疗，直到病后第八天才能起床，长征开始的时候，毛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博古还曾因这个理由不让毛教员跟着长征。

10月10日，江西瑞金，8.6万红军战士朝着不知在哪的目的地出发了。

长征，开始了。